周待旦，1905年2月出生于茶陵县舲舫乡官溪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5月入党。他把一生交给党安排。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无论何时、何地，始终保持着革命本色和老红军的优良传统。

周待旦从不计较名利、地位和得失。他原本早在1926年就参加革命工作，但因“马日事变”后大革命失败，自认为“中断”了革命工作，他在履历表中都填写1930年参加革命。他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他1933年任湘赣军区补充团政委，已是团级干部，而1934年被调任红六军团17师51团七连指导员，降至连级干部。1935年调任红17师卫生部政委，又升任团级干部，而1937年又调任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政治处民运干事，又是连级干部。1954年转入地方工作后，他任全国总工会总务部长，是正厅职，而1959年调任广西师范学院副院长，又是副厅职。对此，他都毫无怨言。他说：“我心里根本没有什么名誉地位的概念，只有‘革命’二字。想的就是把一生交给党安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周待旦光明磊落，实事求是。早在湘赣苏区时，他就有“过家门而不入”的美传。但他说：“我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我也很想家。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回不了家，回去了就有杀头的危险。”1934年，父亲被豪绅地主逼得气死，母亲也相继病死，他得知消息后伤心落泪。特别是不满5岁的儿子跟着妻子替别人做工度日，直到1949年上半年还在地主家做长工，儿子被骂是“土匪崽”，妻子被骂是“土匪婆”，他虽然心痛。但却表示忠孝不能两全的事是一个红军战士无法选择的，从不说高腔高调的话。文革期间，他“靠边站”了，但仍给每届入校的新生作革命传统报告。到学生食堂检查工作，见到桌上有掉下的米饭，他都一粒一粒捡起来，教育学生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周待旦工作负责，兢兢业业。他刚到广西师院时，正值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他遵照毛主席提出“瓜菜代”克服粮食困难的指示，带头组织师生员工开荒种麦子、花生、红薯，种青菜、南瓜，还捡茶籽，以当年“南泥湾”精神鼓励师生战胜困难。他带头利用业余时间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菜、养鸡养鸭，激发了师生员工生产自救的积极性。他在广西师范大学工作生活37年，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和后勤保障服务工作做得很好，受到师生员工赞扬。周待旦关心群众生活疾苦，严于律己，清正廉洁。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物质短缺。他是高级干部，有国家分配的猪肉、优质米、油等照顾指标，院里哪位职工生病住院或生小孩，他都把指标让给哪位。他自己却因营养不足曾两次全身浮肿。他家里人口多、负担重，生活比较困难，但他从不向组织伸手，反而常将自己种的菜送给食堂。他住的房子从1959年到逝世，从没有更换过。他常说，领导干部就是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曾立下遗嘱，他逝世后要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通知外地亲朋好友。这充分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老红军干部的高风亮节。

曾有老同志写过一付楹联，对周待旦的一生作了概括：清正廉洁，赤胆忠心，播火传薪兴伟业，高风亮节倍堪钦；朴实无华，德高望重，德育栋梁支大厦，一代师表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