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文化是茶陵上古时期人们生存与安全的需求，而耕读文化则是茶陵唐宋以来人们的高层次需求。

　　茶陵地处“吴头楚尾”，境内“好山千叠翠、流水一江清”，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加上地处偏僻，战争相对较少，因而不少北人南迁于此，是北人南迁的重要门户之一从69个姓氏《族谱》中发现，宋、元、明三代南迁于此的姓氏有47个。他们定居后，兴办私塾、书院，希望通过勤耕、苦读来提高家族地位，进入上层社会。耕读文化由此形成，历久不衰。曾培育了122名进士，而刘三吾、李东阳、张治、彭维新等四大学士是其中的佼佼者。

　　以私塾、书院为表现形式的耕读文化的强化，使贫寒农家子弟走上仕途，成为官宦之家、书香门庭。明代大学士张治少年时，只能靠父亲替人做长工及亲友资助才维持学业，只能住在茶陵州城的偏僻西郊旌忠庵发愤苦读，于正德十六年(1521)一举成名，中会元、进士，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进入社会上层。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受茶陵耕读文化的影响，开创了“茶陵诗派”，写出了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耕读文化的强化，不仅养成了勤奋好学的风气，也促进了尊师重教的良好美德。私塾在茶陵各村均有兴办，有的村办有2~3所。书院自宋至清代共办有32所，在湖南名列前茅。元代李祁在《学校记》中称：“茶陵学校于湖南为盛”，宋代 居湖南第三、 元代居第二、清代居首位。茶陵书院在清代有22所。清代状元肖锦忠先在洣江书院就学，后辞官又在洣江书院主讲。榜眼曹诒孙先后在县内白沙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就读，后来为官休假时主讲洣江书院。茶陵自唐天复元年(901)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间，中进士者绝大多数曾就读于书院，中进士后他们又返哺社会，兴办书院。明翰林学士刘三吾和进士王廷爵、罗鉴与清进士兰卓焕，分别在县内创办明道、云崖、西畴与范乐等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