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茶陵，被大山挤在湖南东南部角落里的湘赣边界。茶陵不大，总面积只有2500平方公里，到2006年，人口58.5万。

　　茶陵是闭塞的，又是开放的。

　　说它闭塞一点不假。绵延于东南的万洋山、蟠纡在东境的罗霄山、屏立于西北和北境的武功山余脉的层峰叠峦把茶陵拥抱得紧紧的，只在境南开了个口子。至于水路，只有源于酃县(今炎陵县)的洣水艰难地劈山穿峡，曲折入境，襟带境内“八水”，蜿蜒北去，汇人湘江。而这条易涨易落的山区小河“水石潺岩”，滩险流急。南宋以前，因为没有造出适合在这条山区小河行驶的船，不要说“艅艎莫济”，就是舴艋小舟也难以通航。在交通以河运为主的古代，茶陵确是闭塞。

　　然而，崇山峻岭阻挡不了人类文明的履筇，或许是山岭的庇护，这块土地肥沃、水源充沛的土地成了孕育农耕文明的温床。境内独岭坳大溪文化遗址就留下了6000年前人类文明的足迹。在这里发现陶罐装着的稻粒、炉灶的灰烟、石制的工具，它们给我们传发来自6000年前的信息:茶陵是稻作文化发祥地之一。茶陵的稻作历史比神农“教民种五谷”早了约1000年。

　　崇山峻岭也遮挡不住统治者的视线。炎帝神农氏作为一个部落首领，在他“南巡”时就驻足茶陵，“退而修德”，带领他的子民在这里休养生息。后“崩葬茶乡之尾”。《湖南通志》等史志就有这样的记载：“云阳，神农旧封。为湖南封建之始。”后来的历代统治者都很注目这块地处“吴头楚尾”、有“三路襟喉”位置的茶陵：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即置县，建县时间比周边县都早。南宋升为“军”，元、明、清三代升为州，历代修筑的城池也有西汉的茶王城、北宋的金州城、南宋的茶陵城。

　　说茶陵开放，也并非信口胡诌。既然有“吴头楚尾”的重要地理位置，那么，没有路也要走出路来。何况大自然手下留情，在环抱的群山中留下了道道峡谷，让人们走出路来，修出路来。铺修的路就有耒吉驿道、长沙到酃县的驿道和一些连接湘赣的大路。走出来的路就更多了，多数沿山峡而过，四通八达。这些道路虽不是一马平川，却也不是十分崎岖坎坷，多数用不着翻山越岭。这些，使茶陵成为湘赣之间的一个重要门户。

　　茶陵是历代兵家必争的“重控扼”之地，无论官兵还是绿林英雄，都想控制这块地盘。所以，历代统治者都要在此设防。仅军事城堡就有始筑于西汉的晓塘城、唐末的马王城、南宋的鄂王城。不但筑城堡屯兵，而且还在茶陵常设军事机构：元代设跨地区的军事机构--茶陵万户府，明清两朝设茶陵卫。

　　因为有驻军扼守，往往把战乱挡在县门之外。所以直接发生在境内的战事比周边县少得多，相对安全一些。这样一来，使茶陵成了躲避战乱的难民们喘息一时的“庇护所”。

　　茶陵是战乱时期的“庇护所”，也是移民们谋生创业的理想家园。

　　这里土地肥沃，宜农宜林宜牧。这对饱受战乱之苦、旱涝灾荒之难的移民们来说，无疑是一块“可以避世，可以长生”的风水宝地。这块古老的土地也毫不吝啬，敞开博大、宽容的胸怀，热情地接纳了一批批来自各地的移民。让青山绿水清新的风拂去移民身上的仆仆风尘；让深山密林中莺雀清越的啼鸣，抖落移民心中的惊恐；让田野温馨的泥土味，洗去移民的忧愁；让“好山千叠翠，流水一江清”的环境，唤回移民对“百里民安业，乡村犬不惊”的希望。

　　战乱少、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较优越的农耕条件，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移民，使茶陵成为古代北人南迁的重要集散地和各地文化的融合点。各地文化在茶陵融汇，在儒家文化的统领下互相磨合，在茶陵的自然人文环境的孵化下，形成了有茶陵特色的地方文化。在茶陵地方文化中留下了移民文化的深深痕迹，如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决烈劲直、服弱不服强的民性等等。

　　在这一文化精神的催化下，出现过令茶陵人自豪、令外地人瞩目的文化现象。

　　古代茶陵书院多、进士多。

　　书院多。自南宋初至清末，境内先后兴办过38所书院，数量之多，宋代在湖南排名第三，元代居第二，清代居第一。

　　进士多。茶陵中进士者在湖南名列前茅。自唐末至清代最后一次会试，茶陵有127人考中进士。不仅人数多，而且等级高，127名进士中就有状元两名、榜眼两名、会元两名、殿元一名。一个县出现“五元折佳”的盛事，这在全国也不多见。明清两朝还出过刘三吾、李东阳、张治、彭维新等四大学士，还有会试第一(会元)的进士、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也是茶陵人。

　　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

　　历史长河总是奔腾不息，后浪推前浪。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决烈劲直的茶陵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勇立潮头，用血与火、灵与肉，创造历史，刷新历史。

　　井冈山斗争时期，茶陵是井冈山革命报据地六县之一。在这里，诞生了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改写了几千年的中国建政历史。

　　苏区斗争时期，茶陵是模范县。毛泽东称茶陵等县的同志“做出了进步的工作”。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茶陵的革命者力挽狂澜于既倒，探索出游击战争中“统战”工作新路。坚持斗争，保住了湘赣苏区的红旗。创造出革命斗争史上的奇迹。

　　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茶陵的革命者始终坚贞不渝，百折不挠，自强不息，追求光明，把茶陵的传统人文精神发扬到极致，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从茶陵到井冈山，从井冈山到瑞金，从瑞金到延安，从延安到北京，一路都有茶陵革命者洒下的滚烫的热血，一路都留下了茶陵革命者的浩气雄风。

　　在革命斗争中，当时只有20万人口的茶陵，就有3万多人英勇献身，其中登记在册的革命烈士即多达5206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95名烈士未计入)。革命烈士之多，居全省第三。

　　毛泽东曾称赞：“茶陵的同志很勇敢，很会打仗。茶陵铁牛嘛!”

　　茶陵的同志英勇善战，在斗争的舞台上丰富聪明才智，展示聪明才智，屡建战功。不少人由农家子弟锻炼成长为革命英才，有的成为运筹帷幄的党政领导，有的成为叱咤风云的将军。从战火中走出的共和国将军就有25名，其中中将5名、少将20名，将军人数之多，亦居全省第三。

　　秀美的山水、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铸就了茶陵的辉煌，引起了历代名人的瞩目。

　　这里，留下了炎帝神农氏等开创者的深深足迹，留下了岳飞等名将的浩然正气，留下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风，也留下了黄庭坚、杨万里、解缙、李东阳、徐霞客等文人墨客的咏叹。

　　这里的大量文物古迹，向人们翻开茶陵的一页页苦涩的、悲壮的、豪迈的、辉煌的历史：灵岩古寺，仿佛萦绕着千多年前陈光问月下的读书声；光泉石刻留下了岳飞的激烈壮怀；南宋古城墙仿佛回荡着昔日的鼓角声，中宪大夫石牌坊虽然已经衰老，仍在炫耀昔日的显赫家族史。列宁学校旧址—粤江书院记录着从死气沉沉的书院教育向生气勃勃的革命教育的嬗变。

　　茶陵美丽、古老、神奇……

　　茶陵人勤奋、进取、兽良、热情……

　　茶陵这一块沃壤腴土，养育了一方众生万物，孕育出灿烂文化，同时也催生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作为群众基础最广泛的文化载体，记录着民族的心路旅程，呐喊的是劳动人民的心声。天地人、日月星、风雷电、历史风云、轶事趣闻、世态炎凉，特别是本地的山水、趣闻软事，都是民间文学的创作素材。千千万万不知名的作者将信手拈来的素材，融入劳动人民的希望和追求、悲欢和爱憎，要说就说，要唱就唱，说出来就是故事，唱出来就是歌谣。在流传的过程中，再润色、再创作……传递着最质朴、最真实的历史符号。

　　就说神话故事，它也是历史，是文人笔所不及的历史。记录着远古人类不懈探索的足迹。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包括人类自己)有许多难以解释的现象。这对幼年人类来说，是无法破解的谜，引起人们的好奇，去探索谜底的破解，于是产生了“神”和神话。有了想象中的神，什么难以破解的谜也迎刃而解了。《百家姓的来历》、《神农盗谷种》就是用神话来揭示人类起源、稻种来历的谜底。

　　世界充满希望，也有灾难。有神就有妖，人类受到灾难威胁时，必有妖魔作祟，也一定有神来降妖，拯救人类。世界总是充满希望的，这样的情节在民间故事中屡见不鲜，如《铁牛斗铜牛》、《笔支塔的来历》等传说就有这样的描述。

　　有好奇就有探索，有探索就有创造，就有希望。

　　“神”是人类想象的产物，因此神话也是“人话”。受人们尊敬的人于是成了神，如“教民种五谷”、为民“尝百草”的炎帝神农氏，茶陵仗义为民的秀才陈子沐，农民起义领袖陈丹书不但是神话中的神，而且成了百姓供奉的神(见《神农盗谷种》、《茶陵小年二十三》等传说)。

　　神话是“人话”，也体现在神与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上。有作恶的人就有神来惩罚，善良的人就会得到神的帮助。人们想办而无能为力的事，让神来惩恶扬善。读了《神仙湖》、《屙金吐银》，就有痛快淋漓的感觉。

　　民间文学中的神系社会和人类社会没有多大差别。神有主持正义的神，也有心术不正、为虎作伥的神。同是天神的铁牛、铜牛，前者心地善良，为民降妖攘灾，后者却心地险恶，残害百姓(见《铁牛和钢牛的故事》)；龙有忠于职守的，也有懒惰失职、祸害百姓的龙(见《五雷池》)。

　　神话是历史，它留下了历史的足迹。两个版本的《百家姓的来历》，一个版本讲述的是兄妹结婚繁衍了人类；而另一个版本是对相好的童男童女结婚繁衍了人类。从中似乎可以找到原始社会从无序婚姻向伦理婚姻进化的痕迹。

　　茶陵古代学风很浓郁。元代湖南道监司称茶陵“风俗淳雅，学子好经术，悦古文章”。明洪武间太学士解缙称赞：“莫道茶陵无好景，三更犹听读书声。”因此科举成名的多。这些人的趣闻轶事在茶陵民间文学中理所当然地得到反映。传说中的状元、进士、大学士，多出身贫寒，都有从寒窗苦读到一举成名的经历：陈光问隐居灵岩石窟，无钱买灯油，借月读书；李东阳的父亲是渡工；张治的父亲当长工，他自己做过富户少爷的书僮；萧锦忠没钱买书，抄书苦诵……(《李东阳轶事》、《书童当先生》、《借书》、《陈光问灵岩降妖》)。这些，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贫苦百姓对改变命运的期盼。

　　生活故事多取材于平民百姓身边事，生活生产歌谣多是宣泄平民百姓的心声。好恶爱憎尽在其中，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两老庚的故事》、《大破罐子城》，一则描述知恩图报、富不忘本；一则描述当了官的叫化子，贵而不认贫贱之交。爱憎分明，美丑自见。惩恶扬善在民间歌谣、民间谚语中体现得更加充分。

　　民间文学是最正宗、最朴素的平民文学。即使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显赫的名士高官。口头文学作者也毫不客气地摘去他们头顶上的光环。在故事中，这些人物教训、戏弄趋炎附势的财主和自命不凡的秀才甚至至高无上的皇帝，用的也是农民式的机智和幽默来解套或转危为安的。

　　史事和历史人物也是民间文学的素材，茶陵从“三国”到抗日战争的史事传说不少。茶陵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六县之一、苏区的模范县曾涌现了大批感天动地的人和事。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留下了足迹，理应有大量的传说故事。然而，或许是搜集整理工作的缺失，或许是因为这些人和事本身就有浓浓的传奇色彩，润色加工反而会消褪原有的夺目光彩，所以搜集到的传说故事很少。所幸的是这方面的民间歌谣流传很广，从《土豪劣绅怕工农》、《十劝我郎当红军》等歌谣中，我们也可以领略到当年的斗争风云。这些饱含着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深情的民歌民谣，历经腥风血雨的摧折、岁月的磨损，顽强地流传至今，仍未消褪丝毫的光彩，因为它已经扎根于民心。

　　民间文学是生活的多棱镜。它折射出人生百态，善与恶、勤与懒、廉与贪……《当辍不辍》、《猫吃饭 狗吃屎》、《个个插禾》、《飞盐村的来历》……歌颂什么、赞扬什么、鞭挞什么，毫不掩饰，一目了然。

　　睿智、哲理不是思想家的专利。在民间寓言中就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欲速则不达》、《青蛙、蛇和乌龟》就是一组意味深长的寓言，与一些寓言名作相比，它们毫不逊色。

　　还有浩如烟海的民歌民谚，无不闪烁出劳动人民智慧的光芒，它们可以说是劳动人民的百科全书、教科书。

　　民间文学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历代都很珍视。因它宣泄的是人民的心声，统治者将其作为施政的参考。《汉书·艺文志》载：“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诗经》就是春秋战国时期采诗官收集的民间歌谣之集大成者。民间文学以丰富的想象，破译自然、社会的一些“谜”。因此受到学者的青睐，《山海经》、《九皋》、《禹贡》等古代典籍，都是民间文学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应用。民间文学以其浓厚的生活气息、朴素清新的风格，格外受到历代文学家的重视，将其视为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视为良师益友。屈原的《天问》、《九歌》即是学习民间文学的典范。明代茶陵籍大学士、“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年轻时回故乡祭祖省亲，在茶陵仅住了十八天，就被茶陵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所吸引，发出“阿弥旧是茶城女，教得娃儿能楚歌”的赞叹。他在茶陵创作的十首《茶陵竹枝歌》就有学习家乡民歌的印迹，从中就可以触摸到茶陵民歌清新、明快的风韵。自鸣高雅的纯文学家们在民间文学面前，是不是有所反思?

　　在地方文化热持续升温的时候，我们编辑出版了《茶陵民间文学集成》，供直正有志于研究地方文化的有识之士从中探索茶陵文化之根，追溯茶陵文化之源。